凄风苦雨二十年 (一)——向东，你在哪里啊？

徐珏

1989.06.03．晚七点，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，要全市人民不要出去。我们全家四口人连同我儿子吴向东的女朋友都非常紧张，到晚上七点半左右，向东提出要送女朋友回家，尽管我们作为父母强劝他们不成，只好让他们走。临走时嘱咐他；“向东，送完女朋友早点回家”。谁知，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了啊！。

儿子走了，我和向东的父亲吴学汉就到离家很近的小西天二环路上去看看，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们举着各种旗帜向西单、天安门方向有序前行，问其何因？大学生们回答说，“我们早几天已离开天安门广场，可是还有许多外地大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我们听了中央电视台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后，怕半夜会发生类似1976年五四天安门广场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遭毒打、拘捕的行动，所以我们必须多去些人，去保护在广场上的外地大学生”。到晚上21点左右，听到远处传来枪声，儿子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心急如焚，在家里和大街上来回无数次转悠，等待儿子归来。看到街上不时有脚踏三轮车载着受伤人急速行进，心知大事不好，政府已经开枪杀人了。我们两人焦急地抱着种种良好希望等到4号凌晨四时左右，儿子还是没有回来，我们夫妻俩按捺不住焦急思念的心情，嘱咐小儿子卫东守在家里，等哥哥回来，就急匆匆骑上自行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寻找儿子。

从小西天经新街口、西四、一直到西单这一南北向大街上，只见一队队凄凉悲伤的大学生低着头、两手下垂、精神沮丧地往自己学校撤去，有时还见到学生们一边走一边哭着抬着伤员、抬着被坦克压碾的同学尸体。我的心都快碎了。到了西单十字路口的长安街上，惨景更是触目惊心，街面上到处血迹斑斑，路面被坦克压碾的凹凸不平。长安街两侧、尤其南侧平房式商店的房墙上被戒严部队的子弹打的千疮百孔，连公共汽车的站牌上，也有子弹穿孔的痕迹，在商店的大玻璃窗上随处是用鲜血写的“打倒法西斯！”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的斗大标语。在西单十字路口中心，人们正在烧着那个嗜杀成性、后来在电视中被称为“抗暴英雄刘国铭”的解放军战士。我还走过去说：人家解放军，人都死了，干吗还烧他哩！不料众人齐声反驳我：“你昨夜不知，这解放军扫射路边老百姓，他们队伍都前行了，他已经掉队还不甘心，杀红了眼，继续追杀逃往胡同里的老百姓，有的年老跑不动，跪下举手投降，他继续扫射，真是比日本鬼子还凶残，大家打死他、烧了他还不解恨哩！”我无话可对。再向长安街东行，快到东华门时，见很多老百姓手挎着手，排列整齐地横在长安街上，与戒严部队的坦克、装甲车对峙着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戒严部队往天安门广场行进。这是一场英勇无比、可歌可泣、惊天动地，在中国首都——新华门前为捍卫中华民族自由、民主的悲壮对抗！一边是手无寸铁的人们不停振臂高呼：“打倒法西斯！反对残酷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！”，“血债定要血来还！”，另一边是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举抢扫射，随着一阵“啪……啪…….”声，老百姓又倒下一群，人们抬着伤员往后撤。我和学汉再也不敢前行，跳下自行车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残酷惊人场面，倚着自行车站着，两条腿嗦嗦发颤，已难以起步，学汉强拉着我后撤。待戒严部队枪声一停，人们又潮水般地边呼喊边往前冲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，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十里长街上，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杀戮事件。

我们已经无法从新华门进天安门广场寻找儿子，只好转道从西单经宣武门、前门去广场。一路上，见墙上子弹孔比比皆是，街上停着黄绿色的军车，行人很少。到了前门，戒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到此时才知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早已撤出，要想找儿子只有去各大医院。心想或许儿子已经回到家，因为电话不通无法和家里取得联系，两人只好从原路先骑回小西天家里，此时已是4号中午时分。回到家，满怀希望能见到儿子向东，可是希望破灭了，卫东告诉我们有人来家报信，哥哥已经被送到医院里，但不知是哪家医院。

我们骑着自行车从最近的积水潭医院开始，到白塔寺人民医院、儿童医院、阜外医院……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人名单，大家都抢着簇拥着向前仔细地寻找自己亲人名字，我们在这名单上没有寻到吴向东名字，又到医院地下室摆放着的一具具血淋淋的无名尸体前观察，仍然没有找到自已儿子。旁边有好心人告诉我们，在木樨地死伤人最多，不妨你们先去木樨地复兴医院看看，我们立即骑着自行车到了复兴医院，此时已是四号傍晚五点多钟，在复兴医院前的自行车棚周围挤满众多市民，并排着长队瞻仰车棚内已被戒严部队残酷杀害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。我们放下自行车，立即询问死伤人名单张贴处在哪里。当我们看到名单，霍然第一位就是吴向东。学汉一看再也顾不上我了，急促走进摆放尸体的自行车棚里去。我没看名单张贴的其它内容，第一眼只看到儿子名字，于是，我大声问邻近的人：“我儿子在哪个病床？”他们都没有吭声，我继续大声向：“我儿子在哪个病床？”因为这时，在我头脑里只相信儿子没死。突然，撞进一个小伙子说道：“这张纸上的名单人都已死了！”我脑袋轰的一声，儿子的死讯让我完全崩溃了，我昏死了过去……。

一阵阵枪弹声震动着玻璃窗引起强烈颤动，躺在抢救室外走廊窗边长凳上的我被震醒过来了，我使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，拉着白衣大夫的胳膊央求他们再救救我的儿子，可是他们都流泪了：“别说不让输血，连盐水都输不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光血…”，有的说：“你们尽快把尸体拉走，夜晚便衣解放军正要来抢尸体消灭罪证哩！天快黑了，市民是抵挡不住拿枪的人啊！若不快拉走尸体，连孩子骨灰都见不到了！”，我这才清醒过来，孩子真的已死了，他真的再也不能在妈妈身边谈笑风生了。我必须马上去看我儿子最后一面，两个年青壮实的白衣大夫扶着我边走边对我说，“看看就走，天气热，尸体已开始腐烂，怕得传染病”。我只想快点看到儿子，一到自行车棚，见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尸体，个个瞪大了的眼晴，身上都是血迹斑斑，向里走见到我的儿子吴向东，一只脚穿着皮鞋，另一只脚只穿着袜子，鞋也没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全身衣服上血迹累累！我撕心裂肺地呼喊着：“向东！儿子！妈妈来看你了，妈妈来看你了，你快醒醒吧！”我顾不得一切，发疯般地扑向我心爱的儿子，我想抱他、亲吻他，但还没等我扑到孩子身上，两位壮年男大夫使劲地把我架了起来，强行搀扶我出了自行车棚，几乎被拖出去的我，看见向东左边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男学生，脚后众多学生尸体中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个不足十岁小孩的尸体，难道他们都是“暴徒”吗！

到了街上，我已无力再骑自行车回家，夜幕已完全降临，黑色的恐怖杀气也笼罩在北京的六四夜晚，我们已不能在此停留，周围许多市民、学生都在安慰我们，有一年青人说“我们都是您的儿子，血债等着用血来还！”在大家帮助下，给我们找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把我们自行车放到后车箱，我边哭边上了车。司机说，“你们儿子好样的，送你们回家不要钱”。不知名的司机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俩送回了家，还没到家门口，小西天志强园的群众都围了过来，大家都悲愤地安慰我们，并搀扶我上了楼，接着不断有邻居送汤送饭菜、补品等到家安慰我们。

六月六日，通过各方面协商交涉开了病死假证明，借了一辆吉普车先把向东遗体从复兴医院车棚拉到单位，因怕随时有戒严部队的巡逻遭到袭击，急忙借来洗车用的高压水笼头洗着向东的身体，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处理向东的后事，院内的各个门口都有人守着，替我们望风。我头天已准备好了平时向东最喜欢穿的衣服，用来洗身以后把沾满血迹的衣服换下来。正在这时，守在东门口的人喊戒严部队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即把还没洗净的身体向吉普车里送，车小，只好把湿淋淋的僵直躯体从驾驶前舱放起，连同六个活人都塞进了小小吉普车里，待外面安宁时，立刻打开铁大门，冒着戒严部队随时开枪追杀扫射危险，绕道急驰，前往早已联系好的东郊火葬场。

在车上，我们艰难地给向东换了上衣。换衣时，学汉看到向东枪口：子弹是从左边锁骨向上脖子处射进，从后左边近脊椎处穿出，前边弹径约1厘米，背后弹径有2-3厘米，伤口四周有灼烧痕迹，天蓝色东风电视机厂厂服上到处都是血。

这时我们才稍稍停下心来，想到在木樨地现场有人说过：“你儿子好样的，很坚强，中弹时还活着，是被群众抢下来送往医院的。他还在东风电视机厂饭票上留言，请航天大学姓刘(钢?)的学生送到厂里去……。”后来我们听说，他一直扛到六月四日凌晨因血流尽才离开人世的…… 。

载着他的吉普车在途中急驰着，於中午到达东郊火葬场。一下车，火葬场管理人员迎上来放好向东的遗体就立即催我们尽快离开，说戒严部队一会儿就要来巡逻。告诉我们向东遗体会立即火化，等一个月后来取骨灰。考虑到六人中还有亲朋好友，为了大家安全，只好含着悲痛的眼泪依依不舍地向向东遗体告别匆匆离去。

到七日上午，进京的戒严部队控制着北京的大街小巷，如临大敌，特别是在长安街上相隔几十米就有6-7人一堆，端着枪，枪口朝前，目光向周围注视着。他们视人民为敌，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当作暴徒看待，端着枪肆无忌惮地巡视在原本和平祥和的街道上、居民小区中，恐怖气氛笼罩在北京每个角落。每到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们都提心吊胆地倾听着外面的动向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不敢开灯，生怕惹出一些麻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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